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薄仪

  1931年11月10日夜,溥仪不顾陈宝琛的坚决反对,背着这位“忠心可嘉”的师傅潜赴东北。长期以来作为溥仪最倚重的“智囊”,陈宝琛对此虽然气愤,却不愿抛弃君臣之义而置溥仪于不顾。

  1932年1月24日,陈宝琛以85岁高龄,在北方最严寒的季节动身离津,出关北上。当时溥仪在旅顺,由郑孝胥和罗振玉随扈,正与日本关东军的代表板垣征四郎商谈伪满的“建国”问题。婉容的汉文师傅曾寿(字苍虬)之弟陈曾植据陈宝琛自述,将其赴旅顺谒见溥仪的经过载入日记(括号内文字系本文作者所加):

  弢老(陈宝琛)十八日(农历辛未年十二月十八即公历1932年1月25日)到连(大连),暂憩大和旅馆,约苏厂(郑孝胥)来见。苏老怪弢老未先电告,言仓卒赴旅(旅顺),恐难入见。欲先通一电话至旅。弢老辞之。言此来只尽己之心,若不得见,亦无可如何。遂行。到行在,门卫日人闻弢老来颇表敬意,立为传达召见。是夜宿旅顺之大和旅馆。次日,又入见。第三日,苏厂父子(郑孝胥之子为郑垂)来,言日欲在大和旅馆开会,旅客均不能容留,催弢老行。弢老言本拟即行,已命几士(陈宝琛之子陈懋复)、午园(陈宝琛之甥刘骧业)赴连换金票,俟其返即动身也。遂见上陛辞,上嘱至连后稍缓归津。返旅顺,则苏厂父子不待几士、午园归,已代将行李上车矣。弢老至连,适与几士、午园错过。及二人由旅复返连,乃知非日人开会,实板垣将到,恐弢老参预,故立促行也。逾日,上派人召弢老复入见。知板垣见上,言拟建满蒙共和国,请上为总统。上未允。弢老痛陈其不可,请上坚持。临辞言,臣风烛余年,恐未能再来;即来,亦恐未必能见。愿上珍重。凄然而行。至连,苏厂来,神气不似前此之高兴。言此事是罗叔言(罗振玉)办坏,将从此不管。弢老责灾之,言汝随上来,不离左右,此事岂罗一人之责!此时乃言不管,何以对上?渠默然无辞。弢老遂归。

1932年2月4日陈宝琛返抵天津,这次短暂的旅大之行没有达到预期目的,一个月后溥仪允就伪满执政。

  陈宝琛离开旅顺一个月以后,溥仪就以“暂任执政一年”为条件,当上了伪满洲国的“元首”,到底还是钻进了日本人的圈套。起初溥仪还跃跃欲试,要“恢复祖宗疆土社稷”,还在伪满执政府开张之际,拟设“府中令”为管理执政府的最高行政长官,“上谕弢老任之”,陈宝琛却坚决不就。(陈曾寿、陈曾植:《局外局中人记》)陈宝琛固然反对伪满,反对溥仪当“执政”,而且自己绝不参预伪满的政务和事务,但他还是不愿抛弃君臣之义而置溥仪于不顾,并不拒绝为复辟清朝的“中兴事业”服务,继续为溥仪“入主中原”的复辟事业奔走联络。

  这一时期陈宝琛为溥仪服务的主要方式,是保持与在溥仪身边管事的伪满执政府秘书长胡嗣瑗频繁通信,借以沟通两地信息,了解伪满政局的变化,而为大清朝的“中兴”,定方略,资长策。(陈宝琛与胡嗣瑗这一时期的通信已由辽宁省档案馆编入《溥仪私藏伪满秘档》,档案出版社1990年版。文中引用陈宝琛致胡嗣瑗的书札,凡出自本书的,不再一一注明)

  由于不得不面对日本武力控制下的伪满洲国这一特定的政治环境,陈宝琛这时所向往的,首先是改变溥仪的政治处境,使之摆脱“政非己出,事由人断”的傀儡地位。

  在1932年12月23日的信中,陈宝琛引述国际社会对伪满“极为轩豁呈露”的评论之后说:“无人对此虚构之独立国加以承认,即日本亦无此要求,然则有举莫废,亦视此后之能否勉副独立二字,以求为可承认已耳!”“有举莫废”实在是无可奈何,只有退而求“勉副独立”了。在这种心境下,陈宝琛也不能不关注着伪满政局,遂在信中又问到关东军司令官武藤信义(虚谷)和伪满总理郑孝胥(夜起)的情况:“虚谷受事后,旬必一见,于建国规摸,有无裨赞?夜起所聘顾问,能否得人?实为系怀。”溥仪与武藤的定例会见,郑孝胥和日本顾问的关系,这当然都涉及主权问题。

  在1933年1月27日的信中,陈宝琛写道:“彼(指日本)果能赞成我之实现独立,使我可洗傀儡之诟,彼亦世有统监之嫌,不亦餍人心而息众议乎?是在秉钧者之开诚晓辞也。”在陈宝琛看来,“但视同蒙藏”,即得到如蒙藏地区的自治权,“已非我所甘受”,还要争独立权。当然他也知道,“此则固非虚谷所能主”,须经日本政府决策。

  溥仪出任伪满执政前与日方约定:一年为期,实行帝制。将届期满,陈宝琛乃在1933年2月1日的信中提醒郑孝胥和胡嗣瑗说:“所急之者,一年之期已近,不能不予筹表示,夜起有无计划,公意如何?”他希望利用这个机会,争回几分自主之权。在2月16日的信中陈宝琛更具体地阐述了这个问题,他希望日本对伪满起码能像英国对爱尔兰、加拿大那样给予充分自治的权力。他写道:

  约期瞬届,而西风忽转,邻(指日本)之势成骑虎,虽强支门面,旷日持久,终恐有图穷匕见之日,则取实而舍名,如蒙藏之自治而内属,早闻青溪有此规划,为调解之地,英之爱尔兰、加拿大即其例也。然亦必我真有独立之精神,自治之权力,始有以解于旁人之指摘。

在1933年2月25日的信中,陈宝琛又从国际舆论和“国联”的态度为伪满争主权,他写道:“亟宜勉求自治,成为独立,使人有可承认,邻为我即自为也。”他如此无奈地向日本殖民者争主权,这实在是历史的悲哀。

  在1933年3月20日的信中,陈宝琛建议溥仪与武藤信义商洽,明确要求彼方“隐为扶助”,而不要“显为把持”,再利用可能出现的中日直接交涉的局面,奠定“自治”、“独立”的基础。他写道:

  隐为扶助与显为把持,固自有别。上于虚谷,尽可开诚布公,指陈利害,切实与商,所谓中外共见共闻者,固不止于一时之得失也。观内田之就商于币原,其杌陧可想。彼若强硬到底,则不独热河不值一鼓,即华北亦孰当其锋,难保不惹起世界大战争。彼若顾虑及此,听从调解,则我实先受之。而考其实际,能自比于爱尔兰、加拿大乎?……诚能乘此转枢,或尚有立脚之余地。否则与其取消于他日,不如此时磊磊落落之表示。不知已与虚谷商之否?

  这实际是让溥仪向日本关东军司令官摊牌,或者允许“自治”,或者干脆辞掉伪满执政,然而在这两个方向上都没有路。

  陈宝琛还通过相识20多年的日本友人神田正雄向日本政界元老进言,“但语以作保护国之元首,不如为退位之帝王”,这件事写在1933年4月2日的一封信中。在别的许多信中,陈宝琛也一再表述过自己的这种观点,例如在1933年5月1日的信中他就表示过反对郑孝胥“省心省事而不惜为太阿之倒持”的主张,这实际讲的还是“自治”、“独立”、“主权”等问题。

  对于伪满的某些政务,陈宝琛也有过评论,提过建议,但无一不是为了“争主权”。例如当他听说伪满境内“每邑设一推事,皆用日人”时,便在信中追问此事,表示了不满。又如1933年8月新任关东军司令官菱刈隆到任之际,陈宝琛又寄望能趁机有所更张,他写道:“新使已到,所见能逮所闻否?既表示不干涉宗旨,或不至尽食其言,所患我自无人而授人以柄也。”又说:“主人果有知人安民之本领,使人见而诚服,旁落之权,何患不可收回?学以广才,能忍而后有济,现惟静修以待时耳!”为此陈宝琛还陆续向溥仪推荐了王聘三、秦晋元等一些人才,就是为了收回“旁落之权”。再如,溥仪登极为“康德皇帝”以后,即传出将访问日本以示答谢的消息,陈宝琛担心因此而在世人面前暴露傀儡的丑态,遂于1934年3月24日写信道:“风传秋后六飞(指溥仪)亦东,则断断不可,难保无媚外徼幸者,甘言以荧听。所赖离明干断,不为所动,免授诸方以口实,失众望而梗前途。区区过虑,故于公豫言之。”他虽未能阻挡溥仪访日之举,却也延缓了这次出访的行期。再如,日本天皇的弟弟雍仁“访满”的消息传出后,陈宝琛也写信建议:欢迎雍仁的礼遇不要过于隆重,“稍一不慎,即无以保持独立面目,并两国平等之道”。再如,1934年7月陈宝琛听到溥仪将废掉“皇后”婉容的消息,立即写信表示反对,他又担心有人乘机把倭女导入后宫以取代婉容,实行枕边监视。

  为了改变溥仪的政治处境,最终实现复辟清朝的理想,按照陈宝琛的策略,一方面不得不向日本“要独立”、“争主权”;另一方面他也认识到,必须建立自己的军队,完全依赖日本人的刺刀肯定是不行的。

陈宝琛积极鼓动溥仪联络吴佩孚、于学忠、韩复榘、石友三以及王怀庆的旧部等各路军队,组建属于自己的武装,“入主中原”。他在1932年8月11日的信中写道:“此节亦不能不资外力,但究以中人为主,必须划清界限,如果南下收京,则视僻处一隅受人保护者,难易较然,尤宜豫策安全。”他在1933年2月16日的信中又写道:“都人之望翠华,固不免于见卵求时,夜但有机可乘,亦不便禁遏。”流露了对溥仪“入主中原”的渴望。

  陈宝琛还希望利用张作相在东北军中的声望和影响,把张学良下野后留下的十万部众变为溥仪的御林军。承德失守后,作为第二集团军总司令的张作相便离开军职,又未受南京政府任命的国民政府军事参议院上将参议,从此寓居天津“租界”了。他不但与庆亲王载振为儿女亲家,而且其旧属张景惠、熙洽等已出任伪满要职,似乎有条件接触他。在1933年4月2日的信中,陈宝琛写道:

  爰立(隐指张作相)自木兰归,即蛰伏意界新居,不见“留”(隐指张学良)面,亦不赴“青”(隐指蒋介石)招,且不作答。东北军队,留此犹逾10万众,得其一呼必立应,“留”既去,未可柔致也。但须由我出面,俾免顾忌。新京有所亲昵者,与通殷勤否?前伯材到东,正为此,现尚觅人探其真意也。闻渠去岁,曾访道子,甚款洽。河北以税重饷加,疾视党治,诚得此辈发难,当能先成一新局面,则难题渐近,既可免受制于一隅,而后入于互相利用之正轨,公意谓何?

  在1933年7月17日的信中,陈宝琛又提出了联络黄郛的策略,黄郛就是1924年11月间驱逐溥仪出宫时摄政内阁的代总理,经手修改了优待清室的条件。为什么要找他呢?陈宝琛写道:

  黄在北方,为军阀所疾视,而何应钦亦与之不相容,困于孤立,欲去者屡矣。日方能多方扶持之。查黄于长城血战之始,曾发表意见,抨击日本甚力,并非完全屈服于日者,我方亟应乘此时势,设法与之联络,收为我用,彼在代阁时,尚有修改优待条件,其非丧尽天良可知,庶不至终入迷路,听命于他人也。

  虽然陈宝琛想出许多办法,招兵买马,希望给溥仪奠下实力的基础,但是,既然溥仪已经钻进了日本人设下的绳套,就完全失去了号召力或影响力,不要说他已无法建立起军事力量,即使办得到,日本人也绝对不会允许的。至于向日本人争“主权”要“独立”也只能是画饼充饥。

  陈宝琛对日本殖民统治和伪满傀儡政权怀有深深的戒心,但他还是以高龄之身不顾北方的严寒两赴长春,以尽“君臣之道”。

  从陈宝琛与溥仪的另一位师傅朱益藩的通信中可以看出,早在1932年7月中旬陈宝琛已经动了北赴长春的念头(辽宁省档案馆编:《溥仪私藏伪满秘档》第128页,档案出版社1990年版。朱益藩致胡嗣瑗的信写于1932年7月19日,原书编者所认定的时间有误),他8月22日致函胡嗣瑗:“鄙于月内,俗事粗了,尚拟秋后趋赴左右,以遂瞻就之微忱。彼时政局更新,当有端倪矣。”这正是弢老北赴长春的初衷。在9月4日的信中他又写道:“来教所谓宜左右之,免与趣旨相背,诚为要义。秋凉本思趋往瞻觐,为此又须入都静察些时,亦须题旨准定,方可遵循。”可见陈氏北上不仅仅为“瞻觐”,他的心目中还有政治文章可做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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